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及金融21次，比去年多了2次。報告首次提出大力發展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同時還提出優化融資增信、風險分擔、信息共享等配套措施，更好滿足中小微企業融資需求。兩會期間，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聚焦做好“五篇大文章”，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提高融資效率等話題建言獻策。
江浩然：推動信貸資源向科技創新領域傾斜
對科創企業而言，融資問題始終是影響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全國政協委員，恒銀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江浩然表示，長期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企業融資問題，出臺一系列政策法規，改革紅利不斷釋放，發展環境持續優化，廣大科技型中小企業獲益匪淺。融資“貴”的問題得到極大緩解，然而融資“難”的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存在。江浩然建議推動信貸資源向科技創新領域傾斜，根據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特定需求和風險特征，不斷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創新政策，如引導企業用好普惠小微貸款等工具、再貸款再貼現等，大力創新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股權質押融資等新型配套政策；結合科技型中小企業經營活動場景，積極開發“設備貸”“采購貸”“租金貸”等定制化金融產品，幫助企業拓寬多元化貸款渠道。
顧天翊：搭建完善的企業綠色維度指標體系
實現雙碳目標，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和助力。全國人大代表，國家開發銀行天津市分行黨委書記、行長顧天翊建議，搭建完善的企業綠色維度指標體系，并與企業工商管理和征信管理相結合。例如，將碳足跡、碳匯、碳核算、能耗水平、碳排放等指標，以及環保審批、環保處罰等相關內容嵌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系統和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將符合人民銀行碳減排支持工具的企業，或其他符合人民銀行專項政策工具的企業使用的某筆專項貸款在征信系統內嵌入標簽，方便金融機構查閱信息。在完善的系統下，探索推出將企業碳足跡和能耗水平與貸款利率及貸款額度掛鉤的貸款產品。同時，將信貸資源向綠色基礎設施升級改造、綠色產業升級貸款方向傾斜。有限的信貸優惠資源要向生態化智能化基礎設施、煤炭等傳統產業的能源綠色轉型升級上傾斜，重點支持存量鐵路的電氣化改造、船舶清潔化智能化改造、交通設施智能化升級等項目，為傳統基礎設施賦予綠色和智能的內涵，為存量資產增添綠色新活力。
謝文輝：搭建一體化公共涉農數據平臺，打造農村數字金融生態圈
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是業內關注的焦點之一。為推動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全國人大代表，重慶農商行黨委書記、董事長謝文輝建議，一方面，搭建一體化公共涉農數據平臺，加快建立農村信用服務體系。當前存在農村基礎信息缺乏聯動、信用體系動態化水平較低的問題，未來可重點考慮由監管機構牽頭，搭建一體化公共涉農數據平臺，實現工商、司法、稅務、國土等部門涉及的涉農主體信息歸集整合，進而打通涉農大數據在政府部門與金融機構之間共享應用的“堵點”“難點”，在保障“三農”合法權益的情況下，為金融機構提供涉農數據支持，保證農村信用體系的各項指標數據的及時性、準確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可以鼓勵金融科技力量參與數字鄉村建設，打造農村數字金融生態圈。對于農村數字基礎設施相對薄弱的問題，監管機構可引導和鼓勵金融機構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更加深入地參與數字鄉村建設，提升農村地區數字金融軟硬件水平。例如，可鼓勵推動符合資質的金融科技公司與農村基層政府、企業事業單位合作，為農村提供網絡基礎設施、企業管理系統、移動應用軟件等方面的資源投入或直接建設。
金李：鼓勵金融機構積極創新各類養老金融產品
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養老金融需求持續上升。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金李認為，目前在政府和市場通力合作的背景下，以個人養老金為代表的養老金融步入新軌道。但與此同時，仍然面臨著一些挑戰。針對個人養老金產品收益率低、群眾不會挑選產品等問題，金李建議，一方面可以借助個人養老金平臺，設立國家養老大基金，篩選出合適的資產管理人；另一方面，要鼓勵金融機構積極創新各類養老金融產品，根據養老金融的特點，有針對性地打造穩健的產品，同時建立健全金融服務委托制度和重大合同復查制度等。
白濤：大力支持數字金融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壽集團董事長白濤表示，隨著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日益深度融合，加快發展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數字金融，成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未來大國競爭、搶占戰略主動權的重大舉措。今年兩會，他提交了《關于大力支持數字金融發展的提案》，為促進數字金融發展和突破建言獻策。白濤表示，在實踐中，數字金融發展還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例如，適應數字金融發展的法律體系有待完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還需加強，數字金融監管亟待升級。為此他建議：堅持立法修法先行；加快完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加強數字金融監管；加快建設數字金融人才隊伍。
楊成長：實現金融強國，金融文化是基礎
如何理解中國特色金融文化，全國政協委員、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表示，中國特色金融市場體系，除了具體業務的“特色”，更突出表現在金融文化的不同。我國的金融文化既吸收了西方市場化、法治化一些做法，也包含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同時還要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特點。這影響著老百姓對金融產品的選擇。具體來看，金融文化首先是一種法治文化，要遵循國際規則，但也絕不能忽視道德。我們要正確處理德與法的關系、義和利的關系，要在開展業務中堅持人民性。金融業是逐利的，這無可厚非。但是，在業務與客戶利益有沖突的時候，能不能堅守“以義取利，不唯利是圖”就很關鍵。例如，把超出客戶風險承受能力的產品賣給客戶，就是違背了前述原則。而傳統文化中，就有“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的說法。另一個需要處理好的關系是“守正和創新”。我們鼓勵金融創新，但是必須按照金融市場規律、遵守法律規章來創新，而不能在灰色地帶徘徊，進行制度套利。總體來說， 在實現金融強國過程中，金融文化是基礎，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價值觀、道德觀是關鍵。（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中國證券報、南方都市報、證券時報網、中國銀行保險報、金融時報，邸亞崢、毛志鵬整理）